《雅颂新考》非常主要的是对“雅”“颂”作了史的研究，而史的研究，当然是为诗的研究服务的。史的研究越好，越明确，诗的理解也就会越深入，越透彻；尤其是“史诗”和政治诗，如果不把相当的力量用在史的探讨上，那就如同隔靴搔痒，摸不着边。一般文学研究者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以致在研究工作上，很难有所突破。《雅颂新考》之可贵，首要的正是在这方面做出了成绩。
然而《雅颂新考》中，还有一部分是属于诗的研究，特别是诗歌史的研究的，那就是《从<颂><雅>看诗之功能的演变与赋比兴的发展》。作者的主要论点是：诗的本义是“志”，是记事；而歌的本义是“永言”，是抒情。大体说来，《周颂》《大雅》属于前者，《小雅》属于后者。诗歌的发展，是由记事（周颂）到叙史（大雅）到抒情（小雅）。写作方法上，《大雅》只达到了赋的阶段，还谈不上比兴，比兴来源于民歌（风）。作者考定“采诗”为宣王时制度。因“采诗”而引起了贵族诗人学习民歌的热潮，掀起了诗歌革命，《小雅》即其成果。最后，作者还对怨愤诗作了论述。这些论点，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都令人耳目一新。其论据、论证，都可以说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总观全书，处处体现了作者的专精与渊博相结合的特点。能于一般人不注意或不太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能利用一般人不接触或很少接触的材料找出有用的东西来解决问题；能打破各类专业书的局限，广征博引，来确证论点。因此，他所探讨的问题，都能卓然独立、不同凡响。司马迁自言：“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予于刘生亦云。我以为此书一出，一定会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赞扬、批评以至争论，都是好事，都是“百家争鸣”中应该提倡的好事。能引起争论，本身就是贡献。
《大雅·生民》新考——周族开辟神话考
《大雅·公刘》新考——公刘迁徙与周族社会的发展
《大雅·绵》诗新考——周族文明草创考
《文王之什》新考——文王之文治武功及文王之死考
从“二雅”怨刺诗看西周诗坛的民主精神——兼论周代的文艺政策
《颂》诗新考——“颂”为原始宗教诵辞考
《商颂》非宋人作考
《雅》《颂》诗的断代
读《雅》《颂》诗礼记
从《雅》《颂》看上古诗之功能的演变与赋比兴的发展
诗人尹吉甫
评余冠英先生《诗经选》——兼与余先生商榷
论“雅颂”文学传统——兼论中国民族之善良心性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