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王圣教序碑刻立于唐咸亨三年（六七二），碑题“大唐三藏圣教序”，碑通高三五〇、宽一〇八、厚二八厘米。碑文三〇行，行八三至八八字不等，为释怀仁集王羲之行书，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镌字。碑螭首方座，且碑首雕刻七佛像，故此碑亦称为“七佛圣教序”。碑原立于长安修德坊弘福寺，唐末天佑元年（九〇四），朱温胁迫昭宗东迁洛阳，毁长安宫室民居，集王圣教序碑也和其他许多名碑一样，散落于缩建后的长安城郊野，至北宋时期，才被移到京兆城中的孔庙保护起来，成为组成“碑林”的很早名碑之一。
集王圣教序碑碑文包括唐太宗为玄奘法师翻译佛经撰写的序、皇太子李治（高宗）所写序记、与太宗答敕、皇太子牋答、玄奘所译心经五个部分，最后并将译经润色文字的大臣衔名也附刻于后。此碑的刻立乃是弘扬彰颢佛教之意，而采取集王羲之书的形式，是与唐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书法密不可分。唐太宗把王羲之的书法看成是“尽善尽美”，并说“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己，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他下诏广收王羲之墨迹，贞观十三年共收得“二千二百九十纸，装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兰亭序》的觅得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成果，靠勾摹得以流传。除硬黄勾摹外，集王字刻碑也是一种方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傅》卷七云：“时弘福寺主国定及京城僧等，请镌二序文（太宗《圣教序》、高宗《述圣记》）于金石，藏之寺宇，帝可之。后寺僧怀仁乃纠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镌于碑石焉。”故怀仁集《圣教序》、大雅集《兴福寺》、玄序集《金刚经》等等，与唐太宗提倡、认可有直接关系，且一时成为风尚，集王圣教序碑便是集王羲之书法碑刻中非常成功、非常有影响的一通，故历来极为世人所重。
《宋拓集王羲之圣教序碑》无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