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蜜月走向对抗冷战初期的苏联与以色列关系研究(1948~1

序言很高兴得知肖瑜和江艺鹏的用心之作《从蜜月走向对抗——冷战初期的苏联与以色列关系研究（1948～1953）》即将出版。通读全稿，感觉此项研究成果学术品味的厚重。巴勒斯坦分治暨以色列建国，是二战后靠前关系中的大事，不仅颠覆性地再造了中东政治格局，而且较为改变了地区社会生态环境，无论是冷战期间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的多次热战，还是中东政治格局万花筒般的演变。一战后获得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权的大英帝国，在这场博弈中输得干干净净。本书的两位作者通过发掘史料，特别是引证冷战后新披露的史料，透彻地展示了斯大林在围绕巴勒斯坦前途而展开的复杂诡异的多方博弈中做出的精明决策，通过清晰地梳理逻辑关系，否定了对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种种不实猜测，并对斯大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看似矛盾的犹太政策进行深入分析，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本书对从事中东研究的学者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了解历史，也对理解当下中东的复杂博弈有所帮助。书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耶路撒冷“俄国财产”问题的生成及其对苏以关系的影响，以及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复杂博弈，有助于读者丰富对苏以关系的认识。俄罗斯同耶路撒冷的历史联系和俄国东正教财产在耶路撒冷的客观存在，是俄罗斯在中东掌握一定话语权的重要资本。缺乏对俄以特殊历史关系和现实关系的了解，特别是缺乏对东正教纽带作用以及东正教文化圈犹太移民影响的了解，很难对某些中东事务做出比较准确的分析。人们常对美国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大发议论，对俄罗斯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和苏联在阿以冲突中的作用重视不够，这就妨碍了对复杂中东冲突的准确理解。事实再清楚不过了：没有苏联集团的5张赞成票，分治决议不会获得通过，二战后中东的历史还不知道会怎样书写。实际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有且只有于政治和法律层面，以色列从美国争取到的资金支持全部来自美国犹太社团，并非美国政府。美国严格遵守联合国对巴勒斯坦及其周边国家的武器运政策，也没有向以色列提供任何军事支持。由于犹太地下组织的几十个武器藏匿点在1946年6月被英军发现，1947年初的犹太武装仅装备了1万条旧步枪和1挺重机枪，根本无法赢得必将到来的战争。面对阿犹军事实力的保证失衡，有意支持巴勒斯坦分治的苏联接受了犹太方面的请求，授权捷克向犹太复国组织出售武器，并在战前制止了捷克同阿拉伯国家的武器交易。苏联缩小阿犹军事实力差距的操作，为以色列在战争初期抵御阿拉伯联军的进攻提供了切实的军火保障，及时运抵以色列的捷克新型战机则在埃及军队逼近特拉维夫时发挥了关键的恐吓作用，是导致埃及军队撤退的重要因素。显而易见，离开了捷克军火，1949年的停火线不会是现在地图上标示的走向。可以说，以色列得以建国离不开美国和苏联共同的政治支持，而以色列国得以生存，又离不开苏联在违规出售军火上对以色列的保证偏袒。不仅如此，开战6周后美苏联手促成的次停火，既为以色列提供了整饬内部扩充兵员的机会，也为其继续补充军火提供了充裕的时间。一个常被人们忽视的细节是：在安理会表决进一步武器运时，苏联投的是弃权票，摆出了不阻止的姿态，致使英国不得不停止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而捷克却对运决议置若罔闻，布拉格—以色列武器空运通道继续保持畅通，直至以色列胜券在握。与此同时，美苏两国在停火期间相继宣布同以色列互派使节，强化了对以色列的政治支持。美苏的默契配合，不仅仅是对以色列的共同偏袒，实质上是两强左右战后世界格局意志的展现，阿拉伯方面和英国有苦难言。至于阿拉伯参战国在停火期间的纷争内斗及其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根本利益的历史性伤害，则是另外的话题。本书作者对捷克武器交易的相关论述和史料引用，是很好必要和到位的。需要指出的是，也正是苏联，在1955年转而武装以色列的敌人，安排捷克同埃及签订了大批苏联军火供应协议，助长了纳赛尔的勇气，为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演变为战争进行了重要铺垫。战争爆发后，美国和苏联又联手逼迫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撤出占领埃及国土的军队，进一步挤压了英法在中东存在的空间。从支持巴勒斯坦分治并安排捷克为以色列提供军事保障，到假手捷克大规模武装埃及，苏联在中东联手美国排挤英国的战略意图是很好清晰的，苏联的这一意图同美国不谋而合，为日后美苏在中东的大博弈挪开了绊脚石。中国中东关系的研究者对本书的兴趣或许更大。在巴勒斯坦分治和阿以战争的是非问题上，中国朝野意见不一。国民政府对分治方案的立场同英国的比较接近，认为分治有可能引发流血，苏联的目的在于染指中东，但犹太人的愿望应得到关切。分治决议表决当日，《中央日报》以“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的方式宣布：“对圣地分治计划，我不拟投反对票。”实际表决时，国民政府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投了弃权票。随后的《中央日报》对愈演愈烈的阿犹冲突做了连续报道，以色列建国前夕又做了整版图文并茂的背景介绍，日后对战争进程的醒目报道则不断，立场都是中性的。相比之下，解放区报纸的报道则同苏联的立场保持一致，对战争起因和进程的报道一边倒支持以色列，对以色列建国的报道冠以“犹太人结束两千年流浪生活，近东成立以色列国”的标题，将战争爆发的原因归结为“英帝国主义策动的结果”，指责英国在宣布放弃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同时，与“阿拉伯各国反动政府先后订立了各种秘密协定，同意将巴勒斯坦分割给它们，挑动这些国家的反动统治者准备和进行这次反犹战争”。而“犹太方面正在做坚决的正义的抵抗”。以新华社名义发布的报道对美国、英国和苏联的立场则总结为“英美矛盾趋尖锐，苏联同情以色列国遭侵略”。这些以新华社名义发出的报道和评论在时间上往往滞后两周左右，基本摘编自苏联英文外宣刊物《新时代周刊》的文章或该刊转载的塔斯社电文。靠前时政刊物《世界知识》和东北解放区新华书店出版的《巴勒斯坦问题真相》等中文书刊的表述均同苏联的立场保持一致。总体看来，中国各派媒体要么保持中立，要么支持以色列，只有北平出现了民间团体组织声援阿拉伯国家的游行。作为中国中东关系的研究者，将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社会各方对阿以冲突的立场作客观比较，并结合本书相关论述做进一步思考，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随着中东时局的发展和苏以关系的恶化，新中国的相关立场也出现了调整。本书第五章论述的苏联国内反犹运动也对中国造成了一定影响。1953年1月13日，塔斯社公布了被西方称为“克里姆林宫医生案”的报道和《真理报》社论，宣称“以犹太医生为主的暗杀和间谍集团通过医疗手段谋害苏联领导人”。1月16日的《人民日报》便头版头条转载，日后在国内民族身份认定工作中也转为采取更谨慎的政策。但是，中国和以色列的外交接触没有受到直接影响。1954年6月，参加日内瓦谈判返程时在缅甸停留，专门批准邀请以色列驻缅甸公使出席中国使馆的招待会，并同以色列外交代表进行了友好交谈，后又出于外交需要，安排以色列驻莫斯科公使访华。尽管1956年苏伊士战争后中国中断了同以色列的外交接触，但在次年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期间，主席仍应以色列共产党主席米库尼斯的请求，同赫鲁晓夫交涉苏联压制犹太文化的问题。几个月后，新版犹太祈祷书就出现在莫斯科各个书店，并被转送到以色列。的义举感动了以色列首席拉比赫尔佐格。1973年5月，中国驻雅典大使误入以色列使馆，中以关系再次触动了以色列媒体。以色列《近期新消息报》用心良苦，不仅追忆了50年代中期中国和以色列在缅甸的外交接触，刊登了以色列前艾什科尔1965年致请求发展双边关系的信件影印件，还以《被要求干预苏联犹太事务》为题目，抢先发售披露了上述史料，并刊登了主席的大幅照片，一组报道用了整整了两个版面。多年后，老赫尔佐格之子哈伊姆·赫尔佐格当上了以色列第6任总统，他在1992年中以建交后立即访华，特意在招待会上同致力于中以早期外交接触的中国驻缅甸前大使姚仲明握手致谢。2021年，哈伊姆·赫尔佐格的儿子伊萨克·赫尔佐格又当选以色列1任总统。历史回顾就是这样引人入胜，文化纽带也是这样结成的。尽可能发掘和利用历史档案，是历史研究者进行研究的重要方法。肖瑜博士在书中详列了相关档案线索和学界的各种见解及相关著述，并依据可靠的史料和严谨的逻辑分析对关键争议点直抒己见，在苏联犹太政策研究领域里做出了显著贡献。笔者对他的研究工作有比较多的了解，从十几年前他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到论文完成，同他做过多次深入讨论，很赞赏他潜**问，谦逊而又倔强的学术秉性，这也是沈门弟子应有的学风。殷罡2021年10月17日肖瑜书稿序前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东地区作为靠前政治焦点一直被世人关注。宗教分歧、民族仇恨、领土纠葛、经济摩擦、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以致武装冲突，都使得这一地区处于随时可能出现动乱的状态。巴勒斯坦问题的起因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众所周知，以色列是在苏美两个不错大国的支持下建立的，特别是苏联的支持更具有实质意义。以色列成立于冷战初期，在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对抗的年代，双方在许多靠前问题上往往都是针锋相对，然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莫斯科和华盛顿同时选择了支持犹太人建国的政策。特别是苏联方面，从1947年4～5月联合国大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特别会议开始，就坚定不移为犹太人摇旗呐喊。如果没有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的支持，作为现代以色列国成立的政治保证和法律基础的《巴勒斯坦将来处理（分治计划）问题的81（二）号决议》就不可能通过。1948年5月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为以色列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此外，在苏联的默许下，大批东欧犹太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巴勒斯坦，保证了以色列的人口数量和充足兵源。在很大程度上，以色列正是依靠这些武器装备和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才打赢了这场战争。当时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西方观察家很少有人能够预测到苏联会支持犹太人。考虑到苏联自沙俄时期就存在的反犹主义传统以及苏联政府多年来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敌视态度。二战后初期斯大林的亲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确让人难以理解。直到今天，国内外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依然众说纷纭。斯大林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建国的政策发生在1948年，但是历史却要求我们从多年以来苏联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关系发展变化来进行追根溯源。在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个问题上，苏联领导人的态度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苏德战争爆发之前，一直强烈敌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苏德战争期间，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有所缓和，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敌视政策；1947～1949年，苏联政府开始不遗余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保证了以色列的成立。那么二战苏联政府为什么敌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战争期间苏联和靠前犹太复国主义者如何进行交往，战后斯大林为什么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在犹太人建国过程中莫斯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本书所要关注的问题。作者拟在详细研究和解读近二十年来公布的苏联和以色列档案文献的基础上，以苏联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关系发展变化为线索和切入点，逐步分析这些问题。